不平等的代价

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刻，全世界人都认为某件事是错误的，并且为了改变它而起身反抗。这就是在动荡的一八四八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间发生的情况。这期间出现此类巨变的每一年份，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将来，二〇一一年也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年代。

在北非海岸边的一个小国家，突尼斯，发生了一场年轻人的起义。起义先是很快蔓延到临近的埃及，随后波及中东其他国家。在某些地方，抗议的星火似乎至少是暂时性地被浇灭了。不过，在其他地方，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则促成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动，比如它们推翻了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Qaddafi）延续多年的独裁政权。很快，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拥有了让自己走上街头的理由。

二〇一一年内，我很高兴地受邀去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Buen Retiro Park）以及纽约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我遇到了抗议者们，在开罗，我与曾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的年轻人们进行了交谈。

在交谈过程中，我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不同国家的人民各有各的牢骚，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人民，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然而，所有这些人的不满都触及一些共同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政治不公的根源，从某些方面而言，是因为经济和政治体系已经失败了，而且它们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

在认为有些事情是错误的这一点上，抗议者们是正确的。政治经济体系应该做到的事情——我们以为它们正在致力做的事情——和它们实际做的事情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各国政府并没有专注于解决诸如持续性失业等关键性的经济问题；公平的普适价值观为一小部分人的贪婪所利用，尽管表面上它被这些人捧得天花乱坠，但最终这些行为所带来的不公平感已经变成了背叛感。

由此可见，年轻人起身反抗埃及和突尼斯的独裁统治是有道理的。他们厌倦了那些上年纪的、思想僵化的、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领导人。他们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程序来呼吁改革。而在此之前，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早已宣告失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经承诺说：要引起“你们可以信赖的改变”。但对很多美国人而言，他随后发表的经济政策看上去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

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年轻的抗议者还是心存希望的，他们的父母、长辈以及老师们也都正在加入抗议的行列。这些人并非革命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没有真正推翻整个制度的意图。只要政府还记得应对人民负责，他们就仍然相信选举程序能够正常运作。抗议者们之所以走上街头，只是为了要推动制度改革的进程。

在五月十五日开始的抗议活动之中，西班牙青年抗议者们为自己选取了“los indignados”这个名字，意思是“愤怒者”。他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因为那些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所犯的过错，太多人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例如自二〇〇八年的经济危机以来，青年群体的失业率超过了40%。美国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也是处于同一压迫之下的人民愤怒的声音。在银行家们享受着高额薪金的同时，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庭与工作，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激怒了抗议者们。

但是，美国人抗议的焦点很快便从华尔街转向了社会上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他们的口号也改成了“99%”。选择这一口号的抗议者们与我为 《名利场》杂志撰写的那篇题为 《来自1%，通过1%，为了1%》的文章形成呼应，那篇文章描述了美国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增长，以及政治系统将话语权不成比例地向社会上层人士倾斜的现状。

全世界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市场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期的方式进行运作，因为显然它目前的表现既无效率也不稳定；政治制度也并没有纠正市场的失灵；另外，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而言是缺乏公平性的。尽管本书旨在分析凸显于当今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中的极度不平等现象，但它也从某种程度上为上述三大问题的内部联系提供了解释：这种不平等是政治制度失效的起因和必然结果，它将导致经济系统的不稳定——这时我们也已跌入一个恶性循环，惟有通过采取我在下面描述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它。

在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平等现象之前，我想要通过描述我们经济制度中众多更为广泛的失灵现象，来设置一个讨论语境。

市场的失败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gwshkx.cn/qikandaodu/2020/1114/3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