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农业历史研究简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

我以《秦农业历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实际上是挑了一块难啃的骨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农业的时空特点决定了应该重视区域和断代农业史研究。农业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自然条件下，社会经济、生产科技和文化的多种因素作用于农业过程，就会形成特定的农业地域类型与发展特点。农业之发展不仅有其时间前后的历史，而且也存在着区界空间的历史。重视农业的区界空间与时间先后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对农业历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的认识与研究。将断代、地域诸概念引入农史领域，使农史研究具有了定时、定位诸特点，改空泛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推动了农史研究的深入。

《秦农业历史研究》撷取有秦一段作为论文选题，就是考虑到秦长期立国西北，农业生产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秦农业上承三代余绪，下开汉唐先河，在时代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是兼具地域、断代特征，颇富典型意义的选题之一。其次，秦族之始，可直溯五帝时代，可谓历史悠久；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王朝，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人们对秦农业之发展却知之甚少。其初始，或以为尚处采集渔猎阶段，几乎与原始农业无缘；西陲时，强调其游牧族落后特征；居关中，“诸侯卑秦”，仍以戎狄视之；更有甚者，竟把秦得天下归诸于游牧民族的野蛮征服。秦农业发展的历史序列有待于划分、确立；秦农业发展水平有待于科学的认识、评价；秦农业历史资料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搜求、整理；秦史(包括秦农业史)研究中的一些偏见、误解，有待于纠谬、正误。撰著一部全面反映有秦一段农业发展的学术专著，为国内外尚无人涉足的空白领域。同时，本人生于秦，长于秦，俨然以秦人子孙自谓。在十余年的农史研究生涯中，以地缘缘故对秦农业历史略有涉猎，有感于秦历史之重要地位与秦农业之飞速发展久矣。又念自己居秦地研究秦史，得地利之益；稽检史籍文物，有就近之便；濡染秦风，有体察之利；祖述先辈，有责无旁贷之义。以上诸点也是促使确立《秦农业历史研究》选题的主观因素之一。

关于秦史资料匮乏的问题，的确是影响秦史研究深入的重要问题之一。例如，早秦史料附见五帝、三代文献，一鳞半爪，难窥全豹；初秦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除世袭排列外，其余可用资料甚微；中秦，《战国策·秦策》《商君书》《吕氏春秋》及《史记》中有关秦之记载明显增多，然分布不均，取舍颇费斟酌；盛秦勃兴骤亡，令人有白驹过隙之叹，除《史记·秦始皇本纪》外，无若干相关记载。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并未把秦史作为独立的学术单元去看待，这是导致秦汉史研究中详汉而略秦的根本原因之一。著名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不无遗憾地说，“秦的历史记载相当缺乏，以至古代大史学家都没有人能在一套二十五史中补入秦史”，秦史研究者“如何在这十分可怜的史料中追寻出秦的历史足迹，确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做这样选题难度可想而知，曾有师友劝我驾轻就熟，利用多年积累另择易为之题。但是我认为，居秦地而不研究秦史，于情于理难以交代，苦心极力地沿着一条道毅然前行。当时的工资收入，除了维持家计与孩子就读以外，并无些许剩余。我在南京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某一顿专挑肥肉若填鸭般强咽，以至于数天内见之反胃；其余时间，饭菜则以廉价素淡为主。以保证月末总计平衡，不至于超支举债。在论文撰著阶段，常以早八点入图书馆(学习室)而晚九点离开，一天仅早、晚两餐而已。当时只有脱发、失眠等即时反应，但是缘此而导致的内分泌紊乱、甲亢等毛病则在五十岁以后集中显现并或伴我终生。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学位制度亦在探索中前行。当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了体现与“世界接轨”，盛行以新理论阐释、新模型构建、新方法运用入题行文，以至于成为时兴的撰著模式。唯我仍不合时宜地用着传统的功夫，力求博观慎取、辑佚钩沉,“补史之阙，纠史之谬，证史之疑”。导师曾以舐犊之私善意提醒我做某些调整，唯恐不适应大的氛围与形势。在踌躇、彷徨之际，是范毓周老师与吴滔、秦冬梅、郭剑化等同窗学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支持。范师长我十岁，时已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文明探源与比较研究、先秦社会历史文化、美术考古与文物鉴定诸领域皆多建树。范师在审读以后，曾以“近年少见的优秀博士论文”赞誉拙文并向诸评委着力推介。而吴、秦、郭诸师弟(妹)皆由史学入读农史，认为拙作循史论家法而有成，鼓呼造势不遗余力。1996年5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主席风趣地说，秦始皇东征六国，我们曾以为是野蛮与落后对文明与先进的征服。今天樊君的答辩从学术上让我们这些“六国人”改变了对秦历史的看法，是“秦人”的第二次“东征”。剑化兄则即席赋诗曰：“秦人虎步出关中，文事东南眼底空；艺苑未及收笔阵，满街已唱状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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